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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人入槎纪略

来源:河源市百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作者:罗仁忠 点击数:2053 更新时间:2011/8/25 [ ]

巴蜀人入槎纪略

文化的播迁,往往是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而完成的。

一部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播迁史。

客家族群的形成和客家文化的生成,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原的望族、商贾以及游民由北而南,一次次的汇合、一次次的聚集,便构成了客家族群的主体;中原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一次次的碰撞、一代代的继承,并与本地土著文化互相融合,便成就出了如今这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客家人是“北人”,是“北人南迁”的结果。

按照传统的说法,客家人的历史上有五次大规模的流动和迁徙,当代的客家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客家人大规模的流动和迁徙应有六次。二者的区别,大概只在对于任嚣、赵佗率50万秦军戍守南越,并在定居过程中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共同开发岭南的不同认识。

不过,不管是“五次说”还是“六次说”,如下的四个特点,却是没有人否认的:第一,客家族群的人是“北人”,多有中原“望族”的后裔;第二,客家族群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它是由原属于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游离人员,在特定地域共同生活、生产而最终形成的;第三,他们是以最能体现亚文化精神的方言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第四,他们的聚居地,或者说最终形成族群的地方,是闽粤赣交界的三角地带,包括现在的河源地区在内。

河源是纯客家地区,这是已获得研究者认同了的。对现代河源来说,客家文化既是一种族群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地域文化。

作为地域文化,客家文化和巴蜀文化具有共性,一方面显示出内敛性,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扩张性。在继承和延续上,它是“保守”的;而在传播和弘扬上,它则带有“侵蚀”的特点。换句话说,它既被其它亚文化同化又同化其它亚文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沟通”或者说“文化融合”。

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甚至于地域文化,“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要构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而主要是为了便于相互的理解和认识,在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去芜存精,构造出质地不同、品质更好的族群文化或地域文化来。

巴蜀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第一次相遇,我们并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有据可考的,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更主要的还是在清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由清政府所主导的“湖广填四川”时期。由于明末清初的农民战争的影响,在社会趋于稳定的情况,清政府向人口锐减的四川实行了政策性移民,移民的规模可能无法与客家人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相比,但它肯定比流民自由流动的规模要大得多,其深远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从对一些家族族谱的考证来看,现属河源管辖的各县均有向四川移民的,其中以龙川的人数为最多。河源向四川的政策性移民,分布在四川各地,例如现在的成都、简阳、资阳、资中、安岳、威远、隆昌、荣昌、大足、永川等地区。最著名的客家人聚居地,是成都附近的洛带镇。

巴蜀人与槎(河源的简称)最早的“亲密接触”始于何时,现已无从稽考。任嚣、赵佗率50万秦军戍守南越,秦置龙川县,赵佗首任龙川县令,设营于龙川驻守,其中的官佐是否有巴蜀人,我们不得而知。虽然赵佗为燕赵人,但并没有可*的资料表明,所属50万人全部来自于燕赵。

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事实是,早在秦皇统一“六国”之前,他们已经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也就是在秦惠王时期,秦国就派张仪司马错等率军攻入巴(今四川东部)、蜀(今四川西部),征服了古巴蜀人。秦统一巴、蜀后,改置为郡,由于“蜀”地耕作条件及耕垦基础较好,秦视其为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使之成为享有盛誉的天府之国,在人物、物力上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战争。因此,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秦与巴蜀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并且秦还向蜀地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加快了两地的一体化进程。这一进程,也使巴蜀人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其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军中是有巴蜀士卒的。巴蜀人也跟随秦军一起,在各地战场上征战、厮杀,建立了自己的战功。所以,在任嚣、赵佗所率的50万秦军中有巴蜀士卒,也是未可知的。

巴蜀人入槎,有信史可查的,苏辙是第一个。除了苏辙,他的哥哥苏轼与河源也有一些关系。其时,中国历史进入北宋时代。眉山苏氏父子三人,在北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均是有影响的人物。苏轼和苏辙兄弟均为元祐党人,受党争之累,曾先后被贬往岭南。而他们更为人所知的,则是父子三人在文学艺术上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造诣。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上,苏氏父子都是卓有声名的人物。父亲苏洵、兄弟苏轼和苏辙同列于“唐宋散文八大家”,苏轼还与辛弃疾一起,号为“苏辛”,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同时,苏轼还与黄庭坚并称,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家。

据资料记载,苏辙曾当过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后被“责授”化州别驾,于雷州安置。但元符元年(1098年)夏,苏辙水陆并进,行走于“岭南瘴疠之地”,用了两个月时间,来到了龙川。这一年,他虚龄60。他在龙川谪居一年有余,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小儿子苏远。在龙川期间,苏辙追想往昔的人和事,完成了《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并于元符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作《龙川略志序》,七月二十二日,又作《龙川别志序》。

苏辙的龙川二志,反映了他在政治、经济、礼仪、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同时记录了北宋名人的一些轶事或社会一个侧面,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清人纪晓岚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龙川略志》给予了高度评价:“《略志》惟首尾两卷,纪杂事十四条,馀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於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所著《宋名臣言行录》中,很多地方也引用《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所载之事。南宋史学家李焘(非明时河源的李焘),此李焘为“三苏”乡党,眉州丹棱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亦引用了不少二志中的记录。

苏轼与河源没有直接的联系。苏轼被贬之地在今天的惠州,离河源不远,那时也属于同一地方。那是他第三次被贬。如果说他与河源有关系的话,大概也只是由赣入粤,越蓝关,经东江而下惠州。这么说,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因为唐代的文学家,与“三苏”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被贬潮州的韩愈,就是通过这条路入粤的,并写下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著名诗句。据考证,直到现在,秦时所建、通过龙川联接东江、由北而南的驿道,仍然依稀可见。而当时的老隆,正是水陆交汇处的水路上的重要码头。

将苏轼与河源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叫苏天荣的人。苏天荣的后人在今天的东源县义合镇,择地而居,建起了苏家围,这就是号称广东最美丽的乡村的“苏家围”风景区。据苏家围苏氏族谱记载,1312年,苏轼的第七代孙苏天荣从江西庐陵(即现在江西吉安)乘船沿东江南下赴番禺任教谕时,夜宿义合,因上岸观看,发现周围环境优美,遂念念不忘,即使后来升任四川富顺知县时,他还嘱咐后人要在此地落居。不过,真正在义合定居下来,建成苏家围的人,则是苏天荣的第四代孙苏秀弘。苏秀弘任东莞京山(今东莞茶山镇)巡检时,便选择此地重开基地,再创家业,一直繁衍了700余年。

前些年,有心的苏氏后人,还曾前往四川眉山认祖归宗。今天的苏家围人,已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倘若苏家围族谱记载不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本为南迁的“北人”,是在客家人形成的过程中,完成与客家族群的融入和认同,最终体现出客家人的文化特征来的。

巴蜀人入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值得一提。这个人是一个和尚,与苏辙到龙川有直接关系。据苏辙《巢谷传》记载,巢谷73岁时,从四川眉山出发,不远万里,徒步前往龙川与苏辙相见。出发前,一些人听说巢谷居然要徒步去龙川找苏辙,都讥笑他实在太狂妄。巢谷走到梅州时,给苏辙送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我万里徒步来看你,就已不望能有命回去。我现在梅州,10天左右就能见到你了。”元符二年(1099年)春正月,巢谷才到达龙川。在龙川,巢谷呆了一个多月,又想去海南见苏轼。结果,船行至新会,就遭遇了强盗,钱财全部被抢。巢谷并未见到苏轼,不久即病死于途中。巢谷的性格,可以说最典型地体现了巴蜀人不畏艰难、矢志不渝的特点。

巴蜀人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贡献,或许也是其它地方的人无法比拟的。

这并非空口说白话,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许多人都知道,从红军时期起,朱德就一直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个师中,129师是由刘伯承所统率的,而后期的新四军则是由陈毅所领导的。在抗日根据地中,最早建立的、也是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则是由聂荣臻创建并领导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五大野战军中,有三大野战军是由巴蜀人所指挥的,即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聂荣臻指挥的华北野战军。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10大元帅中就有4个巴蜀人,他们是朱德、刘伯承、陈毅和聂荣臻。朱德是现四川仪陇人,刘伯承是现重庆市开县人,邓小平是今四川广安人,陈毅是今四川乐至人,聂荣臻是现重庆市江津人。

许多人所不知的是,这些人中,除刘伯承外,均与河源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朱德、陈毅指挥红四军出击东江时,尽管只攻占了梅县县城,但包括“海陆丰”苏区所属的紫金、“五兴龙”苏区所属的龙川,均为红四军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后勤、军需、粮草及人员等方面的准备和动员。1929年11月,当时担任广东省军委主任的聂荣臻,还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重重封锁到达东江特委的住地,对“海陆惠紫”苏区进行了工作指导。邓小平做“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时,他所领导的中心县委,涉及的地域就有原“五兴龙”苏区的一部分,即现在龙川上坪一带,与他共事的许多人如罗屏汉、陈锦华以及蔡梅祥等,都是原“五兴龙”苏区的重要领导人。

当然,以上事实,原本与“巴蜀人入槎”并不相干,只是顺便提及而已。但下面涉及的历史事实,却是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这也是普遍不为人所知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部队都曾经在河源战斗过,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绝大多数的人并未注意到,这两支中国革命最早的武装力量,其军政主官多为巴蜀人,红四师尤其如此。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旋即在潮汕地区失败。残部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进至韶关,在湘粤边界地区游击,随后发动湘南秋收起义,并进抵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一部分则由董朗等人率领,进入了“海陆丰”苏区,被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红二师。担任红二师师长的是原国民革命军第24师第70团团长的董朗。而这个董朗,就是四川简阳龙泉驿(现为成都龙泉驿区)人。董朗又叫董嘉智,号仲明,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早在1923年9月以前,即已加入中共。他是黄埔一期生,与徐向前元帅同期,而在南昌起义时,董朗的职务是起义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在红二师中,有史可查的还有一位四川人,他就是从第四团调任第五团任一营营长的高山子,乃四川内江人。

在“海陆丰”苏区期间,董朗率红二师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行动,最有名的是他带领红二师打下了紫金的南岭镇。紫金县较有革命基础,但第三区的南岭乡为反动势力聚居处,成为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董朗针对具体情况,首先清除敌方外围防御,然后逐个攻击炮楼,最后采取夜攻,并在炮楼下挖掘洞口,用大量炸药轰炸一座又一座的炮楼,终于在1928年的2月1日,把炮楼全部炸平,攻占了南岭。随后,董朗又率红二师乘胜攻下东溪田、黄布等地,建立了紫金三区的苏维埃政权。

1927年12月中旬,广州起义失败,起义部队分三路撤出广州,其中向东江转移的部队,撤至花县时进行了整编,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便是河源人所熟知的红四师。12月18日,红四师从花县出发,经过从化向龙门开进,途经龙门地派、王坪进入龙门县城,29日经过河源回龙、揽子坝,到达蓝口并顺利渡过了东江。31日,红四师从河源康禾向紫金县城进军,最后在1月2日与红二师第五团即高山子所在的团、紫金县赤卫队在紫金县龙窝会师。

红四师下辖三个团,其军政主官大多数是巴蜀人,师长叶镛,是陈毅的老乡,四川乐至人;师党代表王侃予,四川资阳人;师党委书记唐维,四川邻水人;第十一团团长赵希杰,四川郫县人;第十一团党代表缪芸人,1928年转赴上海从事军运工作,1930年被捕牺牲,乃毛泽东主席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将军的入党介绍人,是四川合川人;第十二团党代表陆更夫,四川叙永人。

这支主要由巴蜀人所指挥的武装力量,被广为传颂的事迹是智取紫金县城,并活捉了当时的国民党县长丘国忠。随后由叶镛、王侃予、刘立道、刘琴西、钟一强组成审判庭,召开群众大会对丘国忠进行了公审,并由叶镛、王侃予等宣布,判处丘国忠死刑。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巴蜀人对河源的革命,也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叶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牺牲在“海陆丰”这块革命根据地上。

巴蜀人的文化性格,以历史的眼光看,呈现出两极性,一方面喜欢“安静”,另一方面却又极“好动”。从总体上来说,以近代为界,大致可以把巴蜀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古巴蜀人”,一种是“现代巴蜀人”。虽然其生活的地域并无改变,但在文化基因上,却已发生了变异。

古巴蜀人更愿意“躬耕陇亩”,依附于土地,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追求一种“安逸”,与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原人”,形成了较大的差异。现在的成都人,生活节奏慢,追求舒适、安闲,或许正是这种文化性格的遗风。

从现代开始,特别是在当代,巴蜀人的文化性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极不安于现状,外出“闯世界”、“叹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这一点,从川菜的“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就最能反映出来。有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话便说,“凡是有人的地方便有川菜”,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巴蜀人外出“闯世界”的人之多,分布之广。还有一个现象,也能成为这个论点的证据,那就是世人在评价四川人时,总是把四川人与河南人相提并论。由于历史的原因,更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乃“百战之地”,兵家之所必争,因此河南人选择“背井离乡”,出走外地谋生,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记忆。

历史上,巴蜀人的流动性不强,可能与其所居之地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有一定的联系。由于偏处西南,少战火兵燹,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小,因此更多体现出“安逸”来,因而“遂与外人间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外,交通的不便,也使古巴蜀人对外出“望而生畏”。巴蜀之地,山多地不平,通天而绝地,正如唐人李白所描述的那样,“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则成为了一种传统。

巴蜀人文化性格的改变,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政治性移民应有莫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的巴蜀人并不是古巴蜀人血脉直接的延续。正是在“湖广填四川”时期,源于“三星堆”并与先秦文化相融合的古巴蜀文化出现了断层。由各地移民带来的各种地域文化,既互相冲突又相互融合,从而生成为现代巴蜀文化。所以,现代巴蜀人也是“客家人”,其形成的状态和迁徙的情境,与客家人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有资料表明,清政府实行向四川的政治性移民,带有强制性,但并不具有强迫性,大多数人是自愿报名前往四川的。这说明,众多移民在流动意愿和具体行动上,都具有共性。或许,这也正是现代巴蜀人所拥有的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如果不被“文化决定论”所左右,现代巴蜀人的流动和迁徙,客观上还受到了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巴蜀之地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并非物华天宝。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的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人增地不变,所以,维持生计变得异常艰难,再加上发展模式一直体现出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点,所以,“天府之国”其实经济比较落后,居民生活水平不高,生活质量较差。因此,以人口学的眼光来看,人口的溢出便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在遭遇天灾人祸的年代,就更是如此。当乡土社会已不能提供“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时,外出谋生当然就会成为趋利避害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当代,巴蜀人的大规模流动和迁徙至少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流向为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另一次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川所独有的饥荒时期。这两次大规模的流动和迁徙,都与天灾人祸具有直接的关系。

大量的巴蜀人入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如何来认识巴蜀人在这一时期大量地入槎这一事实呢?很显然,不能将这件事孤立起来看,而应该将它放在中国新时期这一历史背景和由此形成的大文化背景下来加以观照和分析。否则,一些事实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政策和体制层面,均采取了相应措施,这既为人才的双向选择创造了条件,也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经济的迅速起飞,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趋于活跃,从而使许多像河源这样处于发展时期的地区,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为接纳流动和迁徙人口奠定了社会的、经济的基础。

现在掌握的资料表明,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内,居住和生活在河源范围内的巴蜀人,至少在6万人以上。这些人分布于河源的五县一区,主要集中生活在市区一带,其中以流动人口为最多,也即是在这里采取相应的谋生手段,包括打工、做生意、办企业或其他方式维持自身生计并贴补原住地家庭的人。真正落籍河源的,人数其实并不多,主要是在河源各企事业机关单位工作的巴蜀人,也即是移民史上以“迁徙”命名的那种人。已落籍本地的巴蜀人,可能仅能占到总人数的2%~3%左右,实际数量不会超过3000人。

入槎的巴蜀人,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已知的就包括了建筑、劳务、餐饮、服务、金融、保险、教育、通信、行政、军警和新闻宣传等。其中,以从事建筑、劳务和服务业的人数为最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有不少。

从来源上分析,当代巴蜀人进入河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了以下的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因工作需要,由国家安排、分配到河源工作的。这部分人主要是国家公职人员,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已在此落籍。以这种方式进入河源的,包括了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在改革开放前,由国家统一安排到河源工作的,如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292大队中的巴蜀人;一种是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前,大中专毕业生仍由国家包分配时,在各地大中专院校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河源工作的,如在电信、新丰江电厂工作的一部分巴蜀人。另外还有两种情况,比较特殊,一种特殊情况是,由于国家建设三峡大坝,对库区居民实行移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安置在河源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另一种特殊情况则是,因父母被国家安排在广东工作,在广东出生长大或随父母在广东生活成长起来,又因工作原因进入河源工作的。

第二种类型: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因各种个人原因被作为人才引进到河源工作并落籍于此的。这部分人进入河源的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当时,河源刚刚建市,各行各业对人才均有较大的需求,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大量延揽人才,于是原本工作于不同地区的一些巴蜀人,遂陆续来到河源,供职于不同的单位。这部分人中,有进入当时的国有企业,从事经营或管理工作的,如在原来的“神达”公司工作的巴蜀人;也有进入媒体,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如在《河源日报》、河源广播电台工作的巴蜀人;还有进入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如在规划建设局工作的巴蜀人等。作为人才引进的这部分人,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从原籍直接到河源的,而是先已出川,在其它省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最终来到河源的。其中的一些人,还不是在原籍出生或在原籍长大的巴蜀人。

第三种类型:由于国家招生政策改变,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以后,不再由国家包分配,而是作为人才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这就使得大中专毕业生的流动变得更为容易。在这一背景下,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完成学业的年轻人,通过招聘而进入河源工作了。以这种方式进入河源的巴蜀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较多。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因为近几年来河源格外重视教育,所以包括各县的许多学校,都曾先后数次对外招聘教师,一部分学校甚至直接到四川、重庆等地高校招聘大学应届毕业生。受聘到河源各学校任教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除少部分离开河源另寻去处外,有相当一部人已成家立业并落籍于本市各地。例如紫金的一中、二中,就集中了10多个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除教师而外,以这种方式进入河源的,还包括了现在公安系统、新闻媒体和通信、金融行业工作的一部分巴蜀人。因受聘而进入河源的巴蜀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直接从原籍来的,而是从求学之地辗转而来,而且都是在1999年以后才来的。

第四种类型:国家实行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在使沿海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诸如经济发展东西不平衡的局面,这为不发达地区的富裕劳动力外出务工、外出创业提供了条件,也带来了动力。虽然中国的户籍制度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因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需要解决农村脱贫问题,国家因此放宽了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限制,所以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成为流动人口。四川、重庆两地,地处西南一隅,人口又多,加上有外出谋生的传统,其富余劳动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流动大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流向广东的巴蜀人中,有一部分也流动到了河源。以这种方式进入河源的巴蜀人,建筑业和服务业内的人数最多,另外还包括一部分从事餐饮、保险的人。在这一部分人中,一些表现优秀的人开创出了自己的事业,创办了类型不同的企业或形成了自己的生意。

第五种类型: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有一些进入河源人的巴蜀人,主要是女性,她们并不是直接进入河源的,而是通过婚姻才进入河源所属五县一区的。从四川、重庆两地外出务工的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差不多达到了一半。一些适龄女性在务工之地认识了也在那里务工的河源男青年,两情相悦至谈婚论嫁,遂嫁入河源,成为客家媳妇。以这种方式进入河源的巴蜀人,数量不大,而且多数生活在农村中,子女多且生活相对较为拮据。

当代巴蜀人入槎最早的,应该是在现在的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292大队工作的巴蜀人。早在20个世纪的60年代初,他们即已进入原河源县及和平县生活了。据资料记载,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292大队原属核工业部,直到1999年管理体制改革后,才划归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2000年9月又更名为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292大队。它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合并演变而来,原本是一支进行放射性铀矿地质勘查专业队伍。其中一支部队中有较多巴蜀人。最早称四川独立小队,1956年初为西藏分队,后改为四川分队,1959年1月改名为四川省第三地质队,1964年1月调往广东和平,1971年5月队部又迁驻河源县。其队部驻和平时,在河源也建有作业区,所以一部分巴蜀人早在1964年时就已在河源生活了,虽未落籍,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已与河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当代巴蜀人入槎,最为集中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要的原因是,原属于惠阳地区管辖的河源、龙川、紫金、和平和连平五县,从惠阳地区划出单独建市。建市之初,河源百业待兴,各方面的建设都如火如荼,尤其是城市、交通等基础建设项目开工较多,由此吸引了许多务工人员进入河源,另外,随着城市形成一定的规模,服务行业也开始兴旺,这也使得一些从事服务业的务工人员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入槎的巴蜀人中,特别需要说一说的是从事建筑业的巴蜀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了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他们大批进入河源的时间早,表现优秀,而且为河源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早在1988年建市前后,就已有一部分巴蜀人在河源承包建筑工程了。在河源随后的建设过程,从事建筑的巴蜀人更是不失时机,抓住机会发展壮大,在河源建设行业闯出了自己的名头。应该说,河源的建筑史应为巴蜀人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因为现在市区中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有80%是巴蜀人在冬寒夏热、风里雨里,一砖一瓦垒砌起来的,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而他们所经历的困苦、艰难与辛酸,也是难以为人所知的。

(2010年6月13日于河源)